民进教育局支部 陈春玲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2002年3月30日来宁波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慕名赶去买了他一本画册和一本散文选集，并请他签了名。如今，“冯骥才”这三个力透纸背的粗黑大字，像巨人般站在我面前，让我时时刻刻认定他伟岸的身躯就要从书本中走下来了，与你倾心交谈了。

曾经有记者询问大冯，问他当作家怎么会又绘画，大冯简单介绍一下。他介绍自己高中毕业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因为出身不好，最终中央美院不敢要他了，他就进了职业队做了两年运动员，后来进天津美术家协会工作两年，主要工作是仿古画，画画时学的是中国山水画，到文革时候破四旧，不能画了，就到了美术学院教书，那时候开始写小说，后来就把绘画这个特长给掩盖了，他是先画画，后写作。

所以，大冯是作家也是画家，但他更是有责任感的社会活动家，他太忙了。九十年代，他把主要精力投在建立文学基金会上。台湾演员赵文暄是大冯的读者，每次到国内演戏，他都要到大冯家去大冯的书，他先赞助了一百万元，还差一百万元，大冯想卖画筹集资金。于是，他拼了命的画画，夜里穿着薄衬衫上画室，结果手腕处都长了疙瘩，得了腱鞘炎。他在天津办个展，卖了八十四万元。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办展时，冠城集团老板用二十二万元买了他两幅画，200万元终于凑齐了，文学基金会终于成立了。

1994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天津市要大规模拆除老城、改建新城的消息。这意味着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天津城、义和团重要的塘口、五四运动的遗址，包括中国最早的电报局，还有地域文化里面数不尽的财富，都将灰飞烟灭。他急了，拿出自己的一笔稿费，请了近百人，有历史学家，有建筑师，把整个老城考察了一遍，用相机全部拍下来。一年多的时间，拍了3万多张照片，选出2000张印成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到各局局长，每人送一本。最终，他们的努力有了结果，天津市委决定留下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从此后，他忙着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写作和画画被搁置在一边了。在2010年12月17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冯骥才先生做《承担社会责任是民主党派优良的传统》的发言，他说：

“近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民族精神的传承面临巨大挑战；它直接地因果地关系着我们精神的自信、文明的传统和国家的软实力；从深远的意义上说，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文化身份。

“为了保护和坚守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十多年来，我们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即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全面的地毯式的普查，并帮助各级政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这是历史上首次民间文化整体的大盘点。单是民间口头文学普查和整理这一项，现今的成果已达到八亿四千万字。近期列为国家文化项目，马上开展数据化的建设工程，为中华民族保存好这一无比巨大的文化财富。”

在这个会上，他着重汇报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抢救与保护羌族文化的实例。汶川大地震，震中几乎全部是羌族的集聚地——包括北川、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一次大地震把一个民族的所有集聚地都包括进去，这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

羌族世居两千米以上的高山上，被称作“云朵上的民族”。他们至今保持着自己独有的文化。如羌笛和莎朗舞，有美丽的羌绣和神奇巍峨的碉楼，有古老又独特的民俗羌年。那些珍贵的资源会随着“人亡”而“歌息”。

他们冒着余震再次发生的生命危险，赶在第一时间，派遣相关人员下到灾区，调查文化灾情；还召开“首都专家紧急抢救羌族文化专家座谈会”。跟着，由民进中央、中国民协组织专家小组抵达四川进行紧急调查，制定实质性的工作项目，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呈报国务院。这份《建议书》上报国务院后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后来，这些建议在政府工作中确实起到作用。比如“建议启动特别程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与推荐将羌文化中极其重要的节日文化遗产——羌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得到了政府采纳。在2009年阿联酋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保护非遗会议上，羌年已列入《世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关切的文化财富。

大冯说：“尽管我们所做的全国性文化抢救与保护的工作浩大又繁重，但羌文化的抢救一直接续未断，2010年年又整理和出版了《汉羌词典》、四卷本的《羌族口头文学集成》等一批对保护与传承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然而，在这些成果发布之际，青海玉树发生了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大冯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精英，否则，光靠大冯一人的努力，中国这么丰厚的民间文化，他怎能抢救得过来呢？

大冯的发言很动人，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的知识界的一种传统，也是党派的一种传统，优良的传统。它源自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自强，以及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爱，也源自一种思想上的自觉，一种境界。可以说，承担社会责任贯穿着我们党派值得自豪的历史，我们必需坚持这个优良的传统。”

大冯时刻瞪大着一双敏锐的眼睛，他一发现问题，便写出提案，即使脑子中有文学作品的构思，也情愿放下，在他看来，写提案才是头等大事。

他在《文化遗产保护应加强》提案中说“我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保护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各地政府在申请文化遗产之前，在准备数据、材料时非常积极；一旦申请成功、完成政绩以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便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状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传承才能生存，一旦没有专家指导，很容易导致文化遗产被随意篡改，变味成文化产业，面目全非。对于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要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管理方式，成立专门管理机构，组织专家进行长期、定期的监督、监管，并建立黄牌警告和红牌除名的制度，以保持我国文化遗产的纯洁性。”

因为责任，他几乎放弃了钟爱一生的文学创作。原因很简单，没时间写。只有在长途车上，他才有机会闭上眼睛，将埋在心里的故事翻出来，构思一下；可往往是刚刚“过瘾”，就到地方了，于是这个故事只能再次收藏进心底。

“始终不能落在纸上，不遗憾吗？”有记者问。“当然有遗憾。”他直言不讳，“但是创作只是我个人的事情，而一个民族的文明传承更重要。” 因为责任，他几乎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画作。他说，这么做不只是要筹措资金，更主要是想唤起人们对遗产保护的关注。他没有白费劲，如今捐赠者的名单越来越长，尤其是那些文化名人的参与，使更多的人知道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责任是第一位的。”冯骥才说得似乎很轻松。但在它的背后，这位古稀老人的付出是巨大的。

大冯有担忧，他对记者说：“目前能够在非遗保护一线独当一面的学者，几乎全是60岁以上，急需后备力量。”他认为当今学生最需要的，一是视野，二是责任，三是能力。三者更重要的是“责任”，在他绝非只是说说，而是切实去承担了。

冯骥才有一篇散文题目叫《致大海——为冰心送行而作》，该文回忆作者与冰心老人的交往，其中一段是记录冰心对他说过的，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这话的原文我记录如下：

“要是碰到大人物，你敢说话吗？说话谁都敢，看你说什么。要说别人不敢说、又非说不可的话。冯骥才——你拿的工资可是人民给的，不是领导给的。领导的工资也是人民给的。拿了人民的钱就要为人民说话，不要怕！”

大冯听到这番话，感觉冰心老人很气概，很威风，也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