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季鸾文存》

                    民进浙江万里学院支部    闻学峰

《季鸾文存》（以下简称《文存》）是在1944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逝世3周年之际，由《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选编张季鸾的文章结集而成的，是年由《大公报》馆出版，分上下两册，是张季鸾惟一的一部遗著。除“附录”中的7篇外，其余皆是张季鸾在1929－1941年间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社评，“依时编次”。像黄远生的《远生遗著》、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一样，张季鸾的《文存》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新闻著作。而何谓“经典”呢？目前对“经典”一词的通行解释是：指著作等具有权威性，“权威”的含义又是指“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 ^［1］。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文存》是否具备这种“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即是否具有经典性。

                          一

《文存》于1944年首次出版后，“不久售罄，再版亦如之”；抗战胜利以后，为回应广大读者的购书请求，《大公报》馆第三次出版发行，“书出，不一月而尽” ；1947年，为“适应一般之需要”以及“主要为纪念先生也”又印行了第四版。^［2］由此可见张季鸾及其社评在当时读者中的影响力,《文存》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这种状况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很少见的，恐怕只有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极少数新闻著作能出其右，其经典性可见一斑了。遗憾的是，当时颇为风行的《文存》，建国后在大陆竟处于难堪的境地：仅由上海书店出过一次影印版，还是内部发行；在图书市场上也鲜少有售，很多人对它一无所知，甚至在百度、谷歌、中国期刊网等网站上与其有关的信息也非常少。但这并不能说明《文存》本身不是经典，也不能说明其从建国后到今天再也不具备后人阅读的价值。之所以出现上述这种窘况，是因为受各种因素尤其是“左”的思想的影响，《大公报》长期被扣着“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这不仅影响着对《大公报》及张季鸾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深入研究，也牵连到对张季鸾的社评和《文存》的重视，即便是新闻史教科书对《文存》也只是片言支语甚至根本不涉及，因此大规模的出版发行《文存》并让其能广为人所知更是奢谈了。近几年来，尽管随着思想的解放，对《大公报》和张季鸾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在评价上也更客观、理性，但是环视目前新闻出版业界和学界普遍存在的浮躁之气，《文存》能够再次走上很多人的案头仍尚须时日。

与大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存》至今在台湾就曾多次再版过，其中在1988年，在张季鸾百年诞辰之际又出版了其精装本。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文存》的经典性，其的确是“不传而传” ^［3］。

                            二

《文存》是否具有经典性，其作者张季鸾和主要刊登载体《大公报》也是重要的考察对象。

1926年《大公报》续刊后，张季鸾任总编辑，是《大公报》社评撰写的核心人物。他担任《大公报》总编辑长达15年，是《大公报》最大的功臣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季鸾就代表《大公报》，是其灵魂。在这15年里，张季鸾继承了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4］1941年9月张季鸾在重庆逝世，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发表了唁电，对他作出了很高评价。毛泽东称其“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说他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更是称颂他为“一代论宗，精诚爱国”。^［5］两党最高领导人同时对一报人进行如此高的评价，在民国史上实属罕见。若干年后，当曾经作为著名报人、时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去世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也都对其评价很高，但其当时已经脱离报界多年，早已不是职业报人，而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政客。

这样的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报界宗师”、“一代论宗”，其惟一一部遗著怎会不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呢？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至今仍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而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的“新记”《大公报》阶段，是其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它由地方性报纸逐渐发展为全国性报纸，由仅影响津、京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报纸，是备受全国瞩目的舆论重镇，它有“四绝”即社评、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和副刊。因此，它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个主要的政治势力的青睐。据说，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大公报》；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6］由于《大公报》的出色表现，1941年5月，它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此前，只有《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朝日新闻》等国际知名的高质量报纸获得过这一殊荣，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新闻史上也是惟一的一次。有着如此声誉的报纸更增添了《文存》让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

三

当然，最能证明《文存》乃经典之作的是其思想内容和写作技法。

尽管《文存》收录的社评有170多篇，所涉及的题材也很广泛，但始终有两条主线和两种基调贯穿其中，即“爱国－建国－救国，民主－进步－团结”。这两条主线和两种基调并行不悖，只是在不同时期各自表现的强弱程度不同而已。以《文存》的第一篇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29年12月29日）为例，该社评是针对蒋介石的一则“求言诏”式的通电而发表的。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通电全国新闻界，嘱意《大公报》等“以真实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可以于国事宜具灼见,应抒谠言” ^［7］。在该社评里，张季鸾批评过去国民党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如同苏联和意大利法西斯，直陈其对民主自由和国家的危害，同时也对蒋介石的这一姿态表示欢迎并寄予很高的期望，最后他说：“吾人爱国家爱自由者，焉得不对蒋氏此电，表深切之同情哉！” ^［8］此外《中国文明在哪里》（1930年11月2日）、《人民与政府》（1930年12月30日）、《中国今后之妇女问题》（1931年3月8日）等也都具备这个特点。 在“九一八”以后的社评里，这两条主线和两种基调表现得都很明晰，比如《马占山之教忠》（1931年11月20日）、《如何应付严重的新局面》（1933年4月14日）、《置死地而后生》（1937年12月11日）等。

胡政之曾喟叹：“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9］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忧时谋国”和“爱人济世”理解成张季鸾的“爱国、建国、救国”之深情，以及对中国 “民主、进步、团结” 的大声疾呼。这种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拳拳之情，全都浓缩在他的笔下，奔流于其社评的字里行间，也充分铸就了《文存》的历史厚重感，使其今天读来仍是沉甸甸的。

关于张季鸾的社评，曹谷冰曾评价说：“其为文如昌黎，如新会，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10］“昌黎”即韩愈，“新会”指的是梁启超，他们的文章都重说理，平易畅达而又充满感情，张季鸾的社评与之确有相似之处。但是，姑且不论由于历史的局限所致，韩愈和梁启超的文章在通俗的程度上比张季鸾的社评要逊色得多。更为可贵的是，尽管张季鸾“笔锋常带感情” ^［11］，在分析、评说中热情洋溢，但他更能保持理性和冷静，面对变幻莫测的时局和各种新情况、新动态，既能够反应灵敏、迅捷，帮助读者分析事件背景，挖掘问题的原因和本质，也能够穿透纷繁芜杂的形势，预测事件发展趋势甚至提出较为可行的建议。以1931年9月20日的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为例，“九一八事变”后，素有满腔爱国热情的张季鸾在此时的救亡图存激情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激情在其社评的字里行间也鲜明的显露。然而，他仍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性。在该社评里，他一方面回顾甲午中日之战，对比中日两国的现实状况，分析当下中国与日本是否可以一战，同时也披露了国民党各派系决定停止内争，“共救国难”的最新动向，以及日本当局“已训令军队，勿再扩大”的最新姿态；最后，社评呼吁：“我国国民当此时机，务须共助政府，镇静应付，哀悼死难同胞，警惕未来变局……” ^［12］

在文体上，韩愈的文章是古代文言散文，显然与张季鸾的社评不同。至于梁启超，虽然其报刊文章开创了“时务文体”和“新民文体”，影响直至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也堪称经典之作，“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但是他的这种报刊文章和张季鸾的社评仍有很多不同。前者往往理论性较强而新闻性较差，非针对新闻事件、现象而发，是一种纯粹的政论；而后者则是比较典型的新闻评论，通常是依据新闻事件、现象而评，在评中又透露最新情况、动态，新闻性、前瞻性都很强。当时的很多政界人物和时局的关心者经常从张季鸾的社评里了解政治动向和时局态势。有台湾学者就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13］，这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像《申报》、《新闻报》等一些全国著名的报纸，是以登载新闻和其他信息为主的，不以社评见长，虽也有一些时评，但多空洞，言之无物，读者称之为《太上感应篇》。张季鸾等人的社评应该是当时报界的一股清风、劲风。从写作技法上来说，张季鸾的社评完全已经达到了当代高品质社论的水平。

                            四

《文存》具备能够产生“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 的诸多元素，它是经典的。但经典并不意味着完美，《文存》还存在着不足。笔者认为，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其思想内容方面，即对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态度上，它对蒋介石本人有不少过誉之词，而有时又竟称共产党和红军为“匪”！

《文存》中的很多社评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无能、专制，对胡汉民、汪精卫、李宗仁等国民党各派系的文争武斗等行为都进行了抨击和责难，即“骂”。但这些社评从没有“骂”过蒋介石。更主要的是，《文存》中在“九一八”后尤其是全面抗战后发表的社评有不少都存在着对蒋介石的过度赞美和歌颂。下面试举几例：《粤局解决后之政府责任》（1936年7月22日）中称“蒋委员长为全国多数公认最奋斗努力之领袖” ^［14］。《祝岁之辞》（1937年1月1日）也说：“（蒋介石）是国民党之党员，中山先生之忠实信徒，故彼非独裁，非法西斯的，亦非国民党党魁。其信仰为三民主义，其职权皆国民党中央依党章赋予之。……” ^［15］《论政治教育》（1941年4月28日）又说：“蒋委员长代表中国民族在国际上所表现的独立自尊大信大义的精神意志，尤其是政治教育最伟大的教材。” ^［16］之所以存在着这些过誉之词，可能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蒋介石对张季鸾有知遇之恩，自被蒋介石视为座上宾后，他对蒋介石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和维护之责，也一直对其抱有很高的幻想；二与张季鸾的政治信仰有关，张季鸾虽无党无派，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政治信仰，他认同三民主义，追求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奉蒋介石为“正统”，为国家的中心；三是张季鸾从维护全中国的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对蒋介石歌功颂德，可以让全国上下遵从蒋介石，毕竟蒋介石是当时国民政府合法的最高领袖。

有研究者认为，当年《大公报》向来不称中共为“共匪”，不称红军为“匪军”，认为不称“匪”是指《大公报》社评、短评及自己报纸特派记者的新闻报道而言的。^［17］这一观点在目前的新闻史学界颇具代表性。而尹韵公先生曾撰文指出，《大公报》的社评和例行报道中称中共和红军为“匪”是经常的事情。^［18］其实，单从《文存》来看，《大公报》也确曾在社评中不止一次的称中共和红军为“匪”。譬如《民国二十年国庆辞》（1931年10月10日），社评在总结近年导致中国贫弱的原因时说：“又如今年剿匪之战，匪亦民耳，观其顽强抵抗，何尝匪民族元气之一部，然赤化暴动，致劳天下之兵。”^［19］这里的“匪”即指中共和红军。又如《如何应付严重的新局面》（1933年4月14日）中说：“江西匪势正紧，调兵似非易事。” ^［20］此处的“匪势正紧”指的是红军正在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匪”指的是红军。再如《对于五全代会之期待》（1935年9月7日）中的这样一段话：“数十万或近百万之军士，今在湘鄂间、川甘间、陕甘间，仍不得不辛勤从事于剿匪之战，而人民之牺牲，更不可计。” ^［21］文中的“匪”也指的是中共和红军。张季鸾在社评中称中共和红军为“匪”，恐怕并非是出于一时的笔误，根本原因在于其在思想深处和政治信仰上认同三民主义，奉蒋介石及其政府为国家的合法领袖、合法政权。

不管是出于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所致，尽管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张季鸾再也没骂过中共为“匪”，但其在社评中曾流露过的对待蒋介石和中共的截然相反的态度，是《文存》的一个硬伤。然而，就整体和主流而言，《文存》是呼唤爱国、建国、救国，主张民主、进步、团结的，在写作技法上也是一流的，因此它仍不愧于一部经典新闻著作。

参考文献：

［1］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810。

［2］［10］曹谷冰，季鸾文存四版序，季鸾文存，上海书店，1989。

［3］［4］［9］胡政之：《季鸾文存·序》，《季鸾文存》，上海书店，1989。

［5］［6］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70～71，69～70。

［7］［8］张季鸾，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季鸾文存（上册），上海书店，1989：1。

［11］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91。

［12］张季鸾，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季鸾文存（上册），上海书店，1989：47～48。

［13］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69。

［14］张季鸾，粤局解决后之政府责任，季鸾文存（上册），上海书店，1989：198。

［15］张季鸾，祝岁之辞，季鸾文存（上册），上海书店，1989：230。

［16］张季鸾，论政治教育，季鸾文存（下册），上海书店，1989：121。

［17］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273。

［18］尹韵公，为什么不能说《大公报》独“定乾坤”，百年潮，2006（8）：69。

［19］张季鸾，民国二十年国庆辞，季鸾文存（上册），上海书店，1989：56。

［20］张季鸾，如何应付严重的新局面，季鸾文存（上册），上海书店，1989：122。

［21］张季鸾，对于五全代会之期待，季鸾文存（上册），上海书店：1989：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