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精神风骨——宁波籍民进先贤传略及纪念文集》

此为第一、二章节，后续章节将陆续刊出

林汉达（1900.2.17— 1972.7.26），曾用名迭肯、林涛、林奋、李东。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之一, 曾任第四届民进中央副主席。他是一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更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运动战士，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为新中国语言文字和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苦难的童年

1900年2月17日，林汉达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今慈溪市）山北龙头场（龙场乡）。林汉达的祖父是个贫农、文盲。父亲曾在本村读过一年“雨书”（即一年之中，晴天干活，雨天才去念书），自己上山打了几担柴火交给老师，当作全部学费。父亲起先是佃农，后来借了些钱做小买卖，附带租几亩地种。父亲很有“天才”，挤时间自修学习，热心教育，还写得一手好字，不喜欢文言文。他一共有七个子女，五男二女，分别给子女起名字，而且都有小名，排列为荣、华、富、贵、玉、堂、春，林汉达为老大，小时候被称为“阿荣”，以此类推，可巧的是玉和春正巧是两个女儿，使人惊讶不已。

八岁时，林汉达上学，寄读在离家五里地的一个地主黄文龙家里，替他家扫院子、抱孩子、打杂差，作为他的学膳费。那年冬天特别冷，他的双手冻疮已经溃烂，还得拿着冰冷的竹扫帚一清早就打扫院子。一直到老，两只手好几处还留着冻疮的疤痕，这正是他从小劳动的纪念。九岁时，林汉达回家入本乡私塾读书，因干活忙，不能经常去读书。有一次，他偷偷地拿着书包去上学，母亲赶上来，半路上强迫他回去干活，免不了拉拉扯扯，他哭哭啼啼。过路的人见了说：“小孩子要好好读书，怎么可以赖学呢？”天哪，他哪儿是赖学，而是要读书而不可得呀。他在十四岁以前，大半时间花在下地、车水、摇船、背纤、轧花（用花车轧去棉花籽）等体力劳动方面。

十岁那一年，林汉达的父亲因为房租问题顶撞了房东地主黄金全，被地主黄金全的打手们拉去吊打。眼看父亲被辱，他只能流泪，说不出的痛心，忘不了的仇恨。后来他们搬了家，租住另一个地主黄霭明的房子。有一年大年三十，人家都在过年吃团圆饭，他们因为欠了房租（一共五块钱），黄家的二少爷逼着他们全家搬出去，还派人揭去房顶的一垄瓦片。人家过年欢天喜地，他家过年只能流泪。这种儿童时代心灵上受的创伤，一辈子也忘不了。家中因为孩子多，历年下来，积欠了二百多元的阎王债，在高利贷的盘剥下，翻不过身来，年年付利息，年年还不清。林汉达的父亲欠了一辈子的债，欠了好几家，共约二百元，光利息就付了三百多元。那些债直到林汉达大学毕业（二十五岁），教了两年书以后，才把家中的欠债还清。他家真是尝够了高利贷盘剥的苦头！

林汉达小的时候家里穷，经常没钱买粮。当然，更不可能买什么水果了。但每到盛夏季节，他常常拿着顶上绑着锭子（是长长的铁针）的小竹竿，在河岸上走，河边漂浮着人家扔了的西瓜皮，他用锭子一戳，西瓜皮到手，上面还有一层红红的西瓜瓤，他就开心地啃起来，啃到白皮，没有味儿了，就扔掉，接着再去找带有红层的西瓜皮，觉得很好玩儿。在林家村边有条石桥（叫后新桥），石桥脚下有座垃圾堆，有时地主家把吃完的桂圆核倒在那儿，他和别的小孩一起去拣桂圆核，有的核头还带着一点点的肉，啃起来很甜，他拣了十几个，随时啃啃，真乐死人。林汉达的童年很不幸，当时是属于社会上最底层的人群。

求学的经过

林汉达求学是个难苦奋斗的过程。

林汉达从小帮助父亲下地干活，还要带领弟弟、妹妹们。因为弟妹们经常会哭闹，他就想方设法地去哄他们。白天没有时间读书，到了晚上，为了节省灯油，他经常在月光下读书。他的小学是在为学校打工（可免交学费）中度过的。

十三岁那年新年里，父亲准备把他送到慈溪观海卫一家米店里去做学徒。意外地，他家来了一位亲戚，是他从没见过面的远房姑妈。他的姑妈是个小学教师，热心的基督徒，曾学过护士，那年到他家乡来种牛痘。那时候（1912 年），乡下的妇女还都是裹足的，她的一双天足已经足够引起乡亲们的惊奇了，乡里的人都把她看作是了不起的新人物。她劝林汉达的父亲，让她把林汉达送到教会学校去念书，她说：“这么聪明的孩子送他去做学徒多可惜啊！”可是林汉达的母亲不放心，她是信佛的，就到“跳山庙”里去求签诗。凑巧签诗是上上签，大吉大利，末句是“秀才一去状元回”。这样，他才跟着姑妈离开了家乡，开始接受那时候认为是比较进步的教会学校的教育。他从封建迷信落后的家庭，一下子进入了英美式的教会学校，心里不知有多高兴，根本不知道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三年以后，林汉达毕业于宁波崇信中学高小部。十六岁那年，他到观海卫约翰小学担任小学“助教”，晚上自修中学的课程。全年除食宿理发以外，几乎没花过一个铜板，到了年底净得大洋四十元。第二年，他就拿这四十块钱当作学费，考入原来的母校崇信中学二年级（全年学膳费非教徒收七十二元，教徒减半，计三十六元）。以后又得到了助学金（就是功课好，再参加学校的一些劳动，得到免费的意思）。念了三年，1919年毕业于四年制的旧式中学（没有初、高中的分别）。那年正赶上了“五四运动”，他初次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学毕业以后，林汉达教了两年书，积蓄了一年的学膳费，考入了杭州之江大学二年级。从第二年起，他白天念书，晚上到城里青年会夜校教英语课。可是听完了课，再去教课，路程较长，时间很紧。为了节约费用，他去城里教课的时候经常是不吃晚饭饿着肚子的。说起林汉达进之江大学上学，还有一个较有意思的插曲。

青年时期的林汉达

1921年，他二十一岁，正当他要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时候，他的远房姑夫（四年后成为他的岳父）把他叫到跟前询问：“你为什么要决定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而不就近去报考杭州之江大学呢？”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圣约翰大学是全国著名的第一流大学。”

姑夫严肃认真地继续追问：“圣约翰大学确实很出名，那么为什么之江大学的名气不够大呢？”

这一问把他难住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说不出来了吧！”姑夫接着说道：“好！让我讲给你听。之江与圣约翰之所以有区别，正是因为像你这样的好学生都不肯去报考之江的缘故。要知道，好的学生不管去哪里，总是好学生；不肯用功，不求上进的学生，就算进了最好的学校也是白扯白搭 ……”这些话虽然说得很不全面，却也有一定的道理。姑夫的话激起了林汉达的好强心，于是他改变主意，决定报考之江。

赶考那天，他很早就到达考试场所。他走进一个空无一人的大教室，以为时间还早，便在长凳上躺下来休息，想不到竟睡着了，一下子过了两个小时，当醒来时发觉教室内还只有他一人，这才意识到走错了考场，是急急忙忙地到处寻找考场。待寻到了考场，监考官以考试时间已过一半，不他进去，他再三解释恳求。监考官说：“我相信你，不过时间所剩不多，考也无济于事了。”他坚持说：“时间再少，我也能考。”终于他进了考场，找到座位，伏案答卷。他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镇静、沉着、抢回失去的时间，加速赶上！答卷完毕，这才抬起头来，深深地透了一口气，然后把考卷从头到尾再查阅一遍。当他交了考卷离开考场时，教室内还有二十多个考生正在“苦思冥想”呐！

1924 年，林汉达以之江大学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世界书局举办的一次全国大学英语比赛，他演讲的题目是“战争与和平”，结果得了第一名，荣获一枚金质奖章。

姑夫得知后，兴奋异常，激动地对他说：“圣约翰大学是英文程度最高的学府，除我以外，谁都认为这次比赛得第一名的理所当然是圣约翰的学生，万想不到这回爆出了冷门，夺魁的居然是之江大学的学生汉达！当初你报考大学时，我对你说的话没错吧！正因为之江大学有像你这样的学生，今后，之江大学的名气会越来越大。”同年夏，林汉达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回到宁波，任四明中学英语教员。

国共合作北伐的时候，林汉达读了一些进步的书，对宗教逐渐失去了热忱。他还帮助触犯校规、思想进步的学生排忧解难。学校当局认为他变了，不再续聘。

1928 年秋，他到了上海，进了世界书局（因为1924年他在世界书局举办的全国大学英语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当时世界书局又正需要英文编辑，所以他比较顺利地进了世界书局），当了英文编辑，后来作了英文编辑主任，最后为出版部部长。他在世界书局工作了九年。

三十年代中学普遍用三种英语课本：由林汉达编的世界书局出版的本子；林语堂编的开明书店出版的本子；周越然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子。因为林汉达编的本子质量高、内容新，销路越来越广，竟然使老资格的林语堂到法院提出了控告，诬蔑林汉达的本子抄了他的。法律讲辩论，法院根据辩论结果做出判决：林汉达胜，抄袭之说纯是诬告；内容新，中学教师和学生欢迎确是事实。

这场打了半年的官司，虽然是打赢了，但是国民党教育部里有一批留美派，如蒋梦麟、朱经农等，都是倾向林语堂一派的，并对林汉达施加压力。朱经农甚至说：“林语堂是博士，是美国留学的，你是什么？”林语堂和上海几个留美“教育家”谈起教育问题，他们似乎都是一派的，很看不起地说：“中国的教育家都是美国留学的，你没到过美国学过教育，你是不会明白的。”而且他们都把美国博士头衔看作是最尊贵的荣誉。听到这番话后，林汉达气得要死，回答他们说：“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笑了，完全是一种讽刺的冷笑，难忍的嘲笑。这件事使林汉达受到刺激，起了傻劲，他也要去美国拿个“博士”。1936 年冬，他向美国大学报名办手续，第二年就进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读民众教育系。一年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加上三个假期合成三年，读满了学分，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民众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文字改革的关系》，中心的思想是要利用拉丁化新文字作为扫除文盲的工具。为此，他还获得了美国一枚金钥匙的奖赏。（有了这把金钥匙，意味着美国的大门就向你敞开。后来费孝通先生也同样得到了这种为数极少的金钥匙。）

林汉达在美国时，经常作一些小范围的演讲，内容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美国孤立派帮助日寇侵略中国（前后约有五十多次这样的演讲）。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校部在为学生放映故事影片前，加映了两部新短片。先放的是一部介绍日本人的生活现状的影片，影片中的日本人个个有文化，讲卫生，有礼貌，可谓是文明国！接着就介绍中国人的生活现状，画面上出现的中国人是拖辫子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落后、野蛮、愚昧无知，岂非地地道道的落后国！强烈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孤立派明目张胆地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美化为文明国对落后国的帮助和支援。

林汉达看了短片后火冒三丈，趁换片休息间隙，他快步走上台去，面向观众激动而有力地揭露说：“今天放映这两部短片无疑是别有用心的！中国男人梳辫子，能说明什么问题？孙中山就曾梳过辫子，但他却是个世人皆知的伟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当今的中国还有梳辫子的男人。这分明是恶意的讽刺和诬蔑！中国人民一定会自己创建新的文明，用不着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孤立派这样的异国人来扮演‘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丑角！谁不知道美国孤立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想以此来为侵略战争辩护，这绝对办不到，中国人民不允许！美国人民也不允许！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允许的！…… 有谁不同意我讲的道理，就请大胆地站出来，我欢迎他上台来同我辩论。”

台下掌声雷动，支持林汉达的口号此起彼落，却看不到有人敢跳上台去和他辩论。当晚，美国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趁势迅速发起一次强烈抗议美国孤立派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火炬示威游行。

同学中的进步分子找过林汉达谈话，都敬佩他能挺身而出捍卫民族尊严的行为。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是对外不公开的美国学生共产党员。他们介绍林汉达参加科州大学共产党支部的学习会。

1939年夏，林汉达谢绝了美国大学的高薪聘请，从美国回到上海。同年秋，担任之江大学英语教授兼教育学教授，后为教育系主任，最后为教务长（之江大学原在杭州，抗战时期杭州沦陷，之江大学迁到上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