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达出生于1900年2月17日，镇海人（今属慈溪龙山）。他是参加过开国大典的宁波籍人士，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是重要的民主进步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上下五千年》的作者，影响着几代人的童年成长。

今年是林汉达先生诞辰120周年，让我们一起深切缅怀。

林汉达著作《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志新编》等等

今天，很多人不甚了解林汉达是谁？但是说起《上下五千年》这部最为优秀的少儿历史读物，人们都知道。而林汉达就是这部书的原作者。《上下五千年》原本是林汉达一份未完成的遗稿，由于他过早离世，只写到了东汉以前的部分，没能实现他的写作计划。虽然未能完成计划，但是林留下了一个大纲，列出了一些重大事件、著名战役和著名人物等条目。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是镇海人（今北仑柴桥）的曹余章（1924-1996）效仿林的写作语言风格续写完成了这部书。现如今，这部书的再版率仍较高，已是儿童读物的一座丰碑，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于是有不少人说林汉达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其实这是不对的。

林汉达写《上下五千年》时，初衷不是为了写给儿童的，而是为了面向当时文化水平低、识字能力相对较弱的人民群众普及历史而写作的，以改变历史故事以艰深的文言文传播的状态，讲述直白、通俗的易于人人口口相传的历史，他以唯物史观进行了一番“新语文的尝试和旧故事的整理”，包括他所编写的《中国历史故事集》（后来由雪岗续写完成）。

现如今，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了解一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而历史故事仍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并起到增强民族自尊心、传承爱国情怀与文化基因的重要作用。

林汉达的一生是与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前，他长期在教育战线工作，曾经在小学、中学、大学任教，还担任了辽北省教育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担任了燕京大学教务长，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分管民众教育）、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可以说，他为我国人民教育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全民文化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主要贡献有三方面：一是集中开展建国初期扫盲工作，二是简化汉字，三是推广普通话。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尽快扫除文盲，这也是林汉达最大的心愿。因为他从小看到国家贫困落后受欺凌的原因，与旧中国文盲太多密切相关。1952年，受毛泽东主席的委任，林汉达满腔热忱、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大规模的扫盲工作中，推动全国学文化的夜校、冬校、民校蓬勃兴起。

为使扫盲工作更加科学有效，满足广大工农群众迫切要求识字的愿望，林汉达决心研究语文改革，简化汉字。为此，他于1954年担任了《中国语文》杂志总编辑，发表了许多有关语言文字研究的论文，显现他非凡的国学功底与学识修养，在简化汉字、正确使用简化字的方面顺应了时代的变迁、形意的传承和人民易学易写的需要。

在当时，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大融合，形成了各级人民代表履行职责、团结民主、共商国是的生动局面，为此，在“书同文”的基础上，林汉达致力于实现“语同音”，大力推广普通话。他在《从人民代表大会看到全民族语言的发展》一文阐述了普通话的重要性，以实现文字口语化、词儿规范化、语法精密化。现如今，规范的国文、标准的国语是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之根本，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石。

林汉达的祖父是文盲，父亲是欠下高利贷的佃农，只读过一年的“雨书”。很多人为此惊叹：林汉达是怎样从一个穷苦的家庭，一步步成为学贯中西、遍知上下五千年的教育家、文化名家的？是读书，改变了林汉达的命运。

林汉达八岁上学时，替地主家扫院子、抱孩子、打杂差，作为他的学膳费。同时还要帮助父亲下地干活，带管弟弟、妹妹们，想方设法地去哄他们。白天没有时间读书，到了晚上，为了节省灯油，他经常在月光下读书。十三岁那年，他差点辍学，被父亲送去做学徒。幸运的是一位远房姑妈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把天资聪颖、勤奋刻苦的林汉达送入了上虞和宁波的教会学校去念书。中学毕业后，林就开始教书挣钱。21岁那年，他通过勤工俭学挣来的钱，不仅替父亲还清了债，还决意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但由于远房姑夫（四年后成为他的岳父）的建议，改变主意考取了杭州之江大学，展现了一名好学生不挑洋校也能成才的民族志气。

林汉达在美国获得的金钥匙

林汉达赴美留学曾获得一枚金钥匙。这是留美学生获得的为数极少的奖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得到过。说起这枚金钥匙，还与文化名家林语堂打官司有关。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中学普遍采用英语课本有三种，一本是林语堂编的开明书店出版的本子，一本是周越然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子，还有一本就是由林汉达编的世界书局出版的本子，而且林汉达编的本子质量高、内容新，销路最广，林语堂觉得很失脸面，竟然打起官司，诬告林汉达抄袭了他的本子。这场官司打了半年，林汉达不仅获胜，而且名声大噪，但却引来蒋梦麟、朱经农等一批倾向林语堂的留美派博士的嘲讽，并对林汉达施加压力，说“林语堂是博士，是美国留学的，你是什么？”听到这番话后，林汉达气得要死，于1936 年冬申请赴美留学，就读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两年后顺利攻取教育学博士学位。

说他是斗士，另有一事值得一说。林就读美国时，有一天夜晚，学校放映了两部新闻短片。一部放的是反映日本的片子，影片中的日本人个个有文化，讲卫生，有礼貌，可谓是文明之国。而另一部介绍的是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画面上出现的中国人是拖辫子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落后、野蛮、愚昧无知。强烈的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人明目张胆地把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美化为文明国对落后国的帮助和支援。林汉达看了后火冒三丈，趁换片休息间隙，快步走上台去，面向观众激动而有力地揭露说：“今天放映这两部短片无疑是别有用心的！这分明是恶意的讽刺和诬蔑！中国人民一定会自己创建新的文明！……想以此来为侵略战争辩护，这绝对办不到，中国人民不允许！美国人民也不允许！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允许的！……”台下掌声雷动，支持林汉达的口号此起彼落，同学中的进步分子找林汉达谈话，都敬佩他能挺身而出、捍卫民族尊严的行为。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是对外不公开的留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他们还介绍林汉达参加了科州大学共产党支部的学习会。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北火车站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大会主席团由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人组成。图为林汉达在大会上演说

这是林汉达从事革命道路的光彩写照。1939 年，林汉达目睹了民族的危亡和国土的沦陷，力图教育救国。同年秋，他谢绝了美国大学的高薪聘请，回到上海，任职曾经就读的母校之江大学（抗战时期杭州沦陷，之江大学迁至上海），担任英语教授兼教育学教授，后为教育系主任、教务长，直至迎来抗日战争胜利。此时的林汉达，胸怀坦荡、敢爱敢恨，与严景耀、雷洁琼、赵朴初等民主进步人士走在了一起，寻求人民解放。他的一言一行，爱憎分明，不畏强暴，能够做到鲁迅先生的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45年12月30日，林汉达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现为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从那时起，林汉达更是舍生取义，化教师身份为革命战士，期盼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各大学、中学、工厂、团体点演讲，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林汉达的演讲深刻、生动、尖锐、泼辣、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像一团团烈火，燃烧着人民群众的斗志；又像一把利剑，直刺反动派的咽喉。令众多师生茅塞顿开，受到启发和教育，为青年学子认清了形势，指明了人生的正确方向。在1946年所发生的上海游行、南京请愿的著名“六·二三”事件中，林汉达与王绍鏊、陶行知等担任上海十万人的反内战游行大会执行主席。他在大会上发表慷慨陈词，遭到上海警局通缉。幸好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妥善安排与保护下，林汉达坐船离开了上海，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林汉达曾两次要求入党。第一次是在1946年的上海。他曾向当时领导上海民主运动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张克约（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提出过入党要求，第二次是在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时，他曾向中共东北局主席林枫提出过入党要求。两位负责人都对林说：“你现在已经在做党的工作了，还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做工作更为有利，做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就这样，林汉达后来更多地参与了党派工作，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一起参加了人民政协的筹备会，民主协商建国大业，并和雷洁琼一起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汉达、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后排左起：梅达君、雷洁琼、徐伯昕、严景耀（候补代表）。

1949年9月21日，林汉达作为民进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林汉达亲身经历了庆祝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典。1956年，林汉达还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青年时期的林汉达，可谓是英俊潇洒的美男子。中晚年时期的林汉达是儒雅的学者。1928 至1937 年，他在世界书局工作九年期间，他翻译完成了诸多西方文学作品，如：《柴霍甫小说选》《欧洲二十七国小说选》《美人与兽》《天方夜谭》《新伊索寓言》《屠格涅夫散文诗（注释）》等20多部。其中十九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是林在译著中最心爱的一部，该书为半自传体小说，也是狄更斯最伟大的作品。

翻译该原著，林汉达没有用直译或意译，而是以“素译”进行了尝试。所谓素译，对译者的要求很高，即把整个原著吃透，用自己的写作语言重新完整地来创作整个小说故事，但依然不失原著结构与语言风格。林汉达与狄更斯的成长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或许是林汉达如此热衷于翻译该作品的缘由。他先后在1951年和1955年两次翻译了这部小说，形成完全不同的两本书。旨在让普通读者能够欣赏原著的精华。此外，林汉达还翻译了不少西方教育理论文章。

鉴于对中国教育的传统和西方教育的发展了然于胸。林汉达于1941 年完成了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该书一方面批判性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鲜明的挑战。这本书在当时的确是一部“破天荒”的著作，林汉达用“幽默的态度，生动的笔调，深刻的见解，透彻的讨论”阐述了教育的规律，是一部有破有立、简明扼要的教育心理学普及读本，出版以后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好评，如今仍有重印再版的学习价值。

1972年受周恩来总理委托，林汉达审校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翻译稿，因过度劳累而心梗辞世。这也是他一生中译著的绝笔。

林汉达曾于1956 年和1963年两次回到家乡慈溪，视察了家乡教育工作。目前慈溪市文物保护点林汉达故居仍保存完好，有不少家长常带着孩子慕名前往观瞻。

林汉达先生的隽语：任何一个人，他的求学时期迟早总是要结束的。但求学时期的结束，决不等于结束求学。求学是不能也不应当结束的。每一个人都只有明确求学是为了工作和工作中继续求学的道理，才能不断增长知识才干。

世界上的事物是永远也探索不尽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就得永远是一个不断求知的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