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10000多群众在玉佛寺公祭“一二一”昆明惨案中遇难的于再烈士，民进以组织名义参加，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及郑振铎、许广平、林汉达等到会。当天，7000名大中学生及各界民众共计10000余人，汇集到位于江宁路安远路口的玉佛寺，参加了在大雄宝殿前庭园中举办的悼念活动。惨案发生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全力支持于庚梅（于再烈士的胞妹）为烈士举办悼念活动，扩大祭奠规模，把家祭与公祭结合起来。公祭大会结束后10000余众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场别开生面的万人公祭大会，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对唤醒民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

　　1946年5月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在民盟、民建的在沪组织的参与下，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纺织业、丝织业、机械业、水电业、百货业、酒菜业等工会以及妇女、文化、医药、银钱、教师、学生等各界52个团体组织，冲破层层阻力，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隆重集会，宣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正式成立。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200多位代表。

　　4.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的组成

1946年6月，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及胡厥文等9人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举为和平请愿代表，他们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的两位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担任团长，另请胡子婴、罗叔章两人任代表团秘书。

　　5.“六二三”反内战大会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京大会在北火车站举行。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动员和组织下，许多团体组织和个人不邀自来，实际参加大会的有300多个团体单位，107000余群众，大大超过了原定5万人的计划。9点40分，欢送大会宣布开始。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10时45分左右，参加集会的群众簇拥着马叙伦、雷洁琼等代表进入车站。列车开出后，广场上10万群众立即开始了反内战大游行。经过5个小时、数十里的行程，下午4时左右，队伍到达法国公园，游行胜利结束。

　　6.南京下关事件

　　和平请愿团乘坐的列车，由于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重重障碍，上午11时开车，直到晚7时才抵达南京下关车站，足足行走了8个多小时。代表团成员鱼贯下车后，被暴徒团团围住，伪装成“群众”的国民党特务对代表们大打出手，进行围攻近5小时，马叙伦被打成重伤；雷洁琼头部遭重击，胸部被重物击中，拼死保护了提包里的代表团的文件；阎宝航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学生代表陈震中受伤最重，被打时曾有人扼其喉管，险些致死；叶笃义、浦熙修、高集也均被殴伤。24日凌晨两点，代表们终于被安置在中央医院分院。当受伤代表被送到医院后不久，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

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也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随后，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黄炎培等也都到医院慰问马叙伦等受伤代表。“六二三”下关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撕下了蒋介石的伪装，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国统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一起，成功地发起的这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7.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

　　随着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进程的发展，毛泽东关于解放战争“两条战线”的论断也逐渐形成。第二条战线，是指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民进积极参加了第二条战线上的战斗。（1）谴责国民党不断制造惨案，1946年7月中旬，李公朴被暗杀，民进立即联合召开监理事联席紧急会议，发表《宣言》，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当局的罪行。（2）继续反对内战，民进成员林汉达、郑振铎、许广平、柯灵、傅彬然等和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共20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反内战宣言》，联络各界举行 “一二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3）反对伪国大、伪宪法和改组伪政府，民进与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11个人民团体在上海发表《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4）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抗议国民党当局查禁《周报》和《民主》。（5）反对美国政府的侵华政策和美军暴行，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11个党派团体，发表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联合声明。

　　8.参加第一次中间路线的论战

　　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和谈大门彻底关闭，曾以第三方面姿态出现的各民主党派不得不思考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于是“中间路线”的思想出现了。围绕中间路线，民主力量内部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论战。争论的实质，就是中国的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爱国民主力量应该依附于谁。1947年1月，马叙伦发表题为《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的文章，民进理事李平心于3月21日至4月9日在上海《文汇报》连载《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兼与施复亮先生商榷“中间派的政治路线”问题》的长篇文章，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同。通过讨论，意见得到了基本统一，即政协路线不能成为“第三方面的中间路线”，第三方面只有赞成支持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向中共革命路线一边倒，继续与他们亲密合作才是正确的出路。

　　9.马叙伦预立遗嘱

　　1947年8月之后，国民党企图各个击破民主党派，10月29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严加取缔”，随后，国民党当局又把矛头指向民进和其他民主团体，公开诬陷马叙伦等在沪组织民主运动是“适应”共产党的需要，有意扩大事态反对政府。马叙伦洞悉国民党的阴谋，大义凛然，于10月30日给家人预立遗嘱说：“余如遭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怨。余虽不见夫己【（1）夫己，语出《左传》：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意为不欲指其人也。此处是指蒋介石。】之亡，汝曹必能见之，则犹吾见也。”

　　10.在地下党帮助下秘密转移

　　在国民党勒令解散民盟并准备打击迫害其他民主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这一紧要关头，1947年底，中国共产党及时帮助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人秘密撤出上海转抵香港。在此之前林汉达已于1946年8月由上海经大连转抵东北解放区，并在1947年6月担任了东北解放区辽北省教育厅厅长。雷洁琼、严景耀夫妇也分别于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离开上海抵达北平。1948年秋，形势益发严峻，许广平的“鲁迅夫人”身份已难以保障她的安全。地下党的领导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和已达香港的马叙伦慎重地安排了许广平由陆路离沪的方案。组织委派吴企尧以随从的身份一路护送许广平母子从上海出发辗转到达香港。

　　11.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为了进一步孤立蒋介石反动集团，团结一切人民革命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即“五一口号”)，共23条。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5月5日，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致公、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称赞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同时，民进在香港还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 指出：“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

　　12.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

　　1948年7月17日，民进在港理事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文件首先指出，民进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1、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2、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3、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根据第一项要求，民进提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应该采取一致行动，订立反对中途妥协以及在各自的斗争中尽可能灵活运用民主政略，配合军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务的行动公约。根据第二项任务的要求，民进提出了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个文件与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13.前往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新政协的各项筹建工作，争取及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进入华北解放区。10月王绍鏊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12月，马叙伦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许广平等一起也转抵东北解放区。随着领导人进入解放区，民进开始了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活动阶段。

14.难忘的会见

　　1949年 1日中旬，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的委请，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他们同时接受第四野战军的邀请，参观访问了华北解放区。在西柏坡，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并与严景耀、雷洁琼作了彻夜长谈，使他们受到巨大鼓舞和教育。

　　15.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

　　194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入关。行前，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许。

信的全文如下：

彝老景宋两先生：

　　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来

　　二月十四日

　　这份信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进两位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重视。

　　2月下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代表聚会北平。

　　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进住北平。

马叙伦、周建人等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知名人士一起，到西苑机场热烈欢迎。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郑振铎代表文化界人士，周建人、雷洁琼、葛志成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席了会议（原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以汤桂芬、陈震中为代表）。会议之后分各个筹备小组进行工作。马叙伦参加第一小组，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王绍鏊、郑振铎、葛志成参加第二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周建人、许广平参加第三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林汉达、雷洁琼参加第四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马叙伦、郑振铎并参加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马叙伦为该组组长。

　　16.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民进经过民主协商，一致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见下图合影），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赵朴初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郑振铎作为全国文联代表，葛志成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也参加了大会。马叙伦还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议期间，王绍鏊、赵朴初担任大会《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许广平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周建人为《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雷洁琼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马叙伦、郑振铎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马叙伦并为该委员会召集人。民进代表积极投入了各项筹备工作。《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前身即“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马叙伦为组长。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田汉等出席了座谈会。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他说：“我们的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作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也有的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也同意歌词不改。